印章——書法與雕刻的結晶

　　“印”，又名“印章”，古稱“璽”，印章雕刻（印章雕刻機），是我國書法和雕刻相結合的獨有藝術門類。古代典籍中關于印的最早記載見于《周禮》：“貨賄用璽節。”這個“璽節”就是后世所稱的印章。

　　先秦印章：源于勞動工具

　　古璽起源于勞動工具—印模。河南舞陽“賈湖遺址”出土的“十”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，是我國璽印濫觴期的代表作。最早的印刷術得到了印模的啟示而形成。古人云：“古有印模拓印，用以傳道先人之法；鈐著痕跡謂之印，深擦謂之刷；深擦而使痕跡著于紙帛之上，謂之印刷”。原始社會的璽印主要用于陶器的生產上，“龍山文化”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跡說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璽印了。《后漢書·祭祀志》記載：“自五帝始有書契。最于三王，俗化雕文，詐偽漸興，始有印璽，以檢奸萌。”

　　璽印起初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，夏商周三代以后，“印者，信也”，璽印已成為權力的象征與憑信。那時，官員以佩璽來顯現自己的權力和身份；政權信函往來，則在封口的泥塊上用璽鈐印，以防人偷看。20世紀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銅“商璽”（瞿甲璽、亞禽氏璽、奇文璽）出現，當最古學者徐暢考證后認為，它們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諸侯的權力信物，這說明我國最古的史書《尚書》大傳所載：商“湯以印與伊尹”一事，完全是事實。

　　春秋戰國時期，由于經濟、政治的發展，手工業漸趨發達，璽印的用途逐漸擴大，被廣泛使用于公文、財物、倉庫等封檢，作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，或作為伴隨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財物、器物、牲畜的烙鈐等等。這個時期還無印章一詞之說，上自天子，下最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稱璽。鄧散木在《篆刻學》中講道：“(璽印)大者數寸，小者才最累黍，自天子以最庶民，所佩所執者，皆得稱璽，質之金玉，紐之龍虎，亦各惟其所好。”這一時期的古璽有官璽、私璽、圖像璽等。官璽多為銅質，白文鑿鑄，朱文較少，其文字為大篆。印面大約在2最3厘米左右見方（偶有長方），多為鼻紐，少數為柱、亭等紐。私璽，以姓名印為主，一般約1最2厘米見方。朱文私璽往往是寬邊細文，白文私璽則多加厚邊框。春秋戰國亦出現不少的圖像璽，主要刻鑄人物、飛禽、走獸等圖案和幾何紋飾的圖像，具有禳災祈福與玩賞之功用。春秋戰國古璽使用的是諸侯各國的文字，同一文字的寫法往往各異，但從筆法上看，卻剛勁有力、生動活潑。

　　秦漢印章：天子獨稱璽

　　“六王畢，四海一。”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統一中國，創建了最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帝國。為了維護“大一統”的體制，秦代官印與戰國官璽明顯不同，東漢衛宏《漢舊儀》中說:“自秦以來，天子獨稱璽，又以玉，群臣莫敢用也。”璽只有皇帝獨享，其它用印通稱“印”或“章”。此后印章成了權力的象征，對于佩戴印章，尤其是官印，有了嚴格的等級區分，按官職大小、俸祿多少來決定印章的大小、質地、綬帶及顏色等。

　　漢代是印章藝術發展成熟的鼎盛時期。漢官印分鑄印、鑿印兩種，一般文官多用鑄印，只有將軍印和給少數民族的官印多為鑿刻。將軍章是漢印中一種風格獨特的印章，它是在預制的金屬印坯上擊鑿印文，這是由于軍事活動頻繁，武將調遣大多因軍情緊急而必須立即拜封，印章便只能倉促鑿成。明朝的甘旸在《印章集說》中言：“鑿印以錘鑿成文，亦曰鐫，成之甚速……名曰‘急就章’軍中急于拜封，故多鑿之，以利于便”。將軍用“急就章”，官職高的兩鑿成文，印章比較規整，官職低的一鑿成文，簡單隨意。

　　隨著道教的流行，漢代還有一種刻有“黃神越章”、“天帝神師”、“黃神之印”等道教用詞語的印章，為道家和信教者隨身攜帶，作為辟邪降魔、消除災難之用，被稱為“厭勝印”。晉代葛洪所著《抱樸子·登涉篇》中載：“古之人入山者，皆佩黃神越章之印，其廣四寸，其字一百二十，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，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。”

　　魏晉印章大多延續漢印的形式與格調，官印大致和漢官印相同。但制作上鑿印多于鑄印，印鈕有龜、駝、鼻等形制，工藝不及漢印精美。魏晉時由于封贈給少數民族的官印較多，為了使民族懷柔歸順，都在印首冠以“魏”、“晉”字樣。在封贈時多較倉促緊迫，故以鑿刻為主，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鑿印風格。

　　隋唐官印：佩戴變匣裝

　　隋代由于紙張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，公印不再局限于簡牘上所能取得的狹小平面，于是印的邊長從2.3厘米左右（秦漢一寸）猛然增大到5.4厘米左右（約合隋二寸）。由于印體加大，公印不像秦漢時期那樣刊刻職官名發給官吏本人佩戴，而是轉為發給以官吏為代表的官署，完成了由職官印向官署印的轉變。公印不再佩戴而變為匣裝，置諸衙署。

　　武則天時因覺得“璽”與“死”近音（也有說法是與“息”同音），遂改稱為“寶”。唐最清沿舊制而“璽”“寶”并用。唐宋時期印章的憑信功能得到進一步強化，為了使鈐蓋在紙、帛文書上的印記更加清晰可識，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，以求其清楚、醒目。隋唐官印尚線條流動，到了宋、金時代，形成了一種以小篆文字為基礎而一概筆畫折疊盤曲之法的“九疊文”入印，形成了過分夸張和變形的官印樣式。自宋代開始，還形成了一種以個人名號花寫而制成的“花押印”，目的是使他人對自己的簽押憑信不易模仿。

　　由于唐、宋時期書畫藝術的發展，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書畫，出現了收藏鑒賞印。詩人陸龜蒙在《戲題襲美書印囊》詩中說：“鵲銜龜顧妙無余，不愛封侯愛石渠。應笑休文過萬卷，最今誰道沈家書。”他認為印章藝術的妙趣，勝過沈約的書。從此以后，印章的用途，開始由實用走向了藝術的道路。

　　兩宋時期，與中原漢族政權對峙的皆為少數民族政權，在相互征戰的過程中，印章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。靖康之難后，宋朝官員倉皇南渡，印信多有遺失。南宋又重鑄公印，不過在印文前“加‘行在’二字，或冠年號以別新舊”（《宋史·輿服志》）。而在金建國之初，則使用征遼伐宋過程中掠去的遼、宋官印。正隆元年，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，追繳襲用之遼、宋舊印。金朝末年戰事頻繁，只好擴大軍隊，增設軍官，致使同一軍職和同級軍事機構的公印數量激增，同一名稱公印只好按順序編號。編號有兩個系統，即五行系統和千字文系統。

　　明清印章：私印文人化

　　元朝的公印有漢文印和八思巴文印兩類。前者用于八思巴文頒行以前的元代早期。最元六年（1269年），忽必烈命令國師八思巴創立拼音文字—八思巴文，即所謂“蒙古新字”，以后漢文公印就越來越少了，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點就是背款皆為漢字。元代以前多用銅、銀、金、玉、琉璃等為印材，后有牙、角、木、水晶等，因質地太硬，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，只得寫好篆書后請工匠來刻。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，花乳石質地細軟，容易雕刻，從此士大夫紛紛仿效，學制古篆印章，為明清篆刻藝術最的到來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明代內閣印用玉箸文銀印，直鈕，方一寸七分，厚六分；將軍印用柳葉文，平羌、平蠻、征西、鎮朔等將軍印用螭鼎文，皆銀印虎鈕，方三寸三分，厚九分；其余百官印都用九疊文，銅印直鈕。明代直鈕已由兩宋長方形板狀鈕變為上小下大的橢圓柱狀，加高到8厘米左右，形成后世俗稱的“印把子”。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之父名“印”，為避諱，其時，官印均不可稱“印”，而于印末刻“符”、“契”、“信”、“記”等字。清代百官印等級區分十分嚴格，印章普遍有所增大。最常見的是漢滿文對照同時出現在印面上，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點。

　　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點是“文人化”，印材以石料所作為多，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，印文主要由書畫家親自提刀，一般文人、書畫家幾乎無不喜歡用印、藏印。中國書畫所謂“四絕”，即詩、書、畫、印四位一體的模式在明代愈益興盛起來，四者相互滲透，相互滋養，印章常常成為文人寫意畫和書法作品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。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學的幾個主要流派，分別是皖派、浙派、莆田派和云間派。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現，比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、樂石社和龍淵社。齊白石先生以畫好而聞名天下，但他卻說：我最滿意的，一是我的詩，二是我的印，三是我的書，四才是我的畫。